他一生研究长征，至今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痴迷于长征文化的传播；他没有亲历过长征，却用文学的方式将长征的壮举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本名田兴咏知之者甚少，而他用笔名“石永言”创作的长征三部曲以及《战争绝唱》《贺子珍与毛泽东》等10部200多万字有关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使他成为蜚声国内的知名长征文学作家。（5130） 

与“遵义会议”结下不解之缘

田兴咏是谁？除了他工作、生活圈子里所接触到的熟人，外人知之甚少。而他的笔名“石永言”，却是蜚声国内的知名长征文学作家。他的《遵义会议纪实》一书曾经是全国畅销书，与由《遵义会议纪实》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曾先后获得贵州文学奖银奖（金奖空缺）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田兴咏是贵州省优秀文艺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遵义师院客座教授，遵义市文化界、文博界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他没有经历过长征，却另辟蹊径，用文学方式为我们重新诠释了长征，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他倾注毕生心血完成的长征三部曲（《命运》、《危亡》、《曙光》）以及《战争绝唱》、《贺子珍与毛泽东》等10部200多万字的代表力作，奠定了他在长征文学创作领域的深远影响与历史地位。

“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压根没想到会和党史研究打一辈子交道。”在遵义老城杨柳街的田兴咏居所，这位74岁的老人虽已满头银丝，但却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与《遵义》记者谈起了他这几十年来收集、研究长征资料，痴情于长征文学创作的艰辛历程。

少年时代，田兴咏就深爱写作。高中时，他的诗歌《回到故乡》以石永言的笔名，发表在新黔日报(《贵州日报》前身)“乌江”副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从此，激励了少年田兴咏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和追求。

1961年，田兴咏从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大”前身）毕业后，教了半年书，便被调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对此，田兴咏感到非常荣幸。他说：“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是红军时期的一名营级干部，在娄山关负伤后流落遵义，胡耀邦对他印象很深。在孔宪权之后的两位馆长，依然是老红军。1980年代，贵州省明确规定，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必须由遵义市市长或副书记兼任，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纪念馆享有的崇高政治地位。”

从1962年到1998年退休，田兴咏的一生与“遵义会议”结下了不解之缘。36年里，他从一名普通的馆员成长为研究长征历史的专家，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磨砺成蜚声国内外的知名长征文学作家。

　　到纪念馆工作后，田兴咏仍不忘写作，在《人民文学》、《光明日报》、《诗刊》及省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作品，歌颂历史文化名城遵义。

 1983年以前，田兴咏在纪念馆主要从事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史料收集、研究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曾接待采访者不计其数，有报社记者、专业作家、影视编导、党史专家，其中不乏诸如魏巍、鲁彦周、叶永烈等名家名人。

在长期接触革命史料的过程中，田兴咏发现，中外写遵义会议的书很多，但从他阅读过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书中，很少涉及领袖们的活动。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系统地再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真实生动地描绘红军领导的喜怒哀乐，成了他的一大心愿。

于是，田兴咏开始了繁杂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之余，夜来便长伴孤灯，案头上摆满了多本参考书和若干本笔记。1980年，田兴咏一头钻进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凡是得悉有新问世或新发现的有关长征、有关遵义会议的书籍和史料，他都费尽心机去搜求研读，发掘考证。

他先将遵义会议纪念馆历年搜集的资料，按时间先后分条目索引，再尽收各种出版物，参考书达百种以上。其中有长征参与者撰写的回忆录，有领袖的选集，有老帅们的自叙，还有外国人斯诺、史沫特莱的专著，总计字数不下两千万。

在为写作长征做好先期案头准备工作的同时，他还尽可能地去采访那时红军在贵州活动过的地方，采访亲历过那段历史的知情者。这些人为他提供了很多生动的素材，让他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不竭的源泉。

十年磨一剑完成精品力作

创作需要掌握大量的真实史料，可是资料多了也是麻烦事，写小说毕竟不是各种材料的罗列和汇总。田兴咏说：“即兴式的文学创作和严谨的党史研究有天壤之别”。如何恰到好处地使用素材，考验着第一次写小说的田兴咏。那些日子，他寝食难安，抬眼可见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那么烂熟于心，可再现那次会议的前前后后，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

使田兴咏真正对长征文学创作有所触动的是一件偶然的事。1984年，美国作家、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陪同下重走长征路，贵州境内的地陪便是田兴咏。

索氏研究历史的认真劲让田兴咏感到吃惊：“一个团有多少人，在这场战斗中投入了多少兵力都问得一清二楚。”这些问题让他猝不及防，连党史权威秦将军也无法弄清。

索尔兹伯里回国后，写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几乎成了长征研究中的另一个里程碑。这对长期从事长征研究的国内党史专家来说，形成了不小的刺激。一方面，索氏能够采访到许多亲历长征的高层领导，让众人羡慕不已；另一方面，索氏的新作描述了长征中的曲折，大胆地涉及到了党内斗争这一敏感区域，也使得长征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提起索尔兹伯里，田兴咏至今还感叹不已，“76岁高龄，满头银发，心脏安着起搏器，还到中国重走长征路，深入到实地采访每一个细节”。一个外国作家如此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他在心灵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从此，他更坚定了要写作长征的决心。

  在饱览、消化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田兴咏接着便开始了多年的奔波采访。他先后采访过毛主席长征时期的警卫员吴洁清、周总理的警卫员范金标、朱老总的警卫员潘开文、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以及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等。与此同时，他还采访了健在的老帅以及上百位老红军。

十年寒暑，五易其稿，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遵义会议纪实》初稿完成。当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解放军作家代表团访问遵义，部队作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董保存得知田兴咏写了一部关于遵义会议的书稿后，立刻登门拜访了他。

董保存编辑慧眼识珠，当即表示要出版这部小说。书稿寄到北京，在层层审稿的过程中，田兴咏多次往返加工润色，书稿所涉及的重大史实乃至细枝末节，都一一被中央党史研究专家所审定。

　　1991年，在建党7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遵义市委宣传部联合在遵义隆重举行长篇纪实文学《遵义会议纪实》首发式。这本书首印7万册，与《中国共产党70周年》一起，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年推出的两本重头著作出版发行。后来，该书5次再版，累计出版发行达15万册。

当时，全国有20多家报刊对《遵义会议纪实》进行选载或连载，《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性的大报连续刊载几个月，文学报等报纸整版整版地选载。紧接着，在《人民日报》等20多家报刊，也发出评论文章。一时间好评如潮，洛阳纸贵。

　　1991年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还专门就此书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纪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认为这本书的问世，体现了作家的胆识、历史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与会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遵义会议纪实》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中风云人物的形象。

用文学方式还原长征历史

探索用文学的方式还原长征历史。在第一部作品《遵义会议纪实》中，田兴咏使用了大量人物对话，也放大了很多细节，比起后来流行的长征纪实文学，田兴咏走得更早，也走得更远。

 1998年，林伯渠的儿子，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林用三来到遵义参观，指名道姓要和“石永言”聊一下。这位老红军的后代不无感慨地说：“他写的书，就像坐在会议上旁听一样。”

长征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何能够形神兼备地反映老一辈革命家当时的风采？田兴咏的办法是，“多读毛选，揣摩毛泽东的语言特征、语言风格，揣摩当时的语言环境”。

最让田兴咏慨叹的是，在《遵义会议纪实》中的一段：

“会议结束后，贺子珍发现，毛泽东今晚回来，话比较多，心情比较开朗，便试探着问道：‘会上，你可受到正确对待？’

毛泽东离开雕花紫檀木椅，背着手，在室内慢踱着：‘在苏区时，别人觉得这个人像茅坑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这个会议，大家又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

毛泽东苦笑着又说：‘承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我还有一点本事，惭愧，忝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田兴咏自己创作的这一段，后来出现在李敏的作品《我的父亲毛泽东》中，再后来又被中央党史研究部门的专家引用，最后又被遵义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辗转引用。

文学作品几乎以假乱真，这也说明田兴咏在研究长征中的良苦用心。田兴咏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以我心写长征”，正是凭着这样的努力和精神，田兴咏的长征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专家的首肯。

《人民日报》上题为《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评论文章指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要求是很严格的，难度相当大。作者要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修养……石永言在这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今日文坛》1991年第四期上这样评价说：《遵义会议纪实》为描写党内斗争，特别是高层党内斗争的作品，作出了可喜的探索……

《解放军报》1991年8月27日登载的评论文章写道：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不仅是因其史料珍贵，更重要的是，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成功再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真实形象，使昨天与今天，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后，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与90年代的读者的心灵得到沟通。 

把传播长征文化作为毕生使命

《遵义会议纪实》风靡之处，石永言的大名不胫而走。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纷纷飞向田兴咏，热心的读者们对《遵义会议纪实》表达了热情的关注。

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田兴咏对重庆一位姓吴的读者印象最为深刻。这位对党史尤其感兴趣的读者，很认可石永言在长征文学中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和石永言联合创作党史演义。“这位读者很诚恳，几次写信给我，表示想调到身边工作，”田兴咏说。

　　湖北襄樊某工厂的张兴明来信说：厂里很多同事，尤其是老同志很想看到此书，是否可以直接向作者购书。天津财经学院的英语教师唐一鹤表示希望能翻译该书。湖南常德农资公司一位离休干部周正高说：获悉这本书出版后，渴望买到却不能，便直接求助于作者，希望作者告知书价，“无论多少，都要买……期欲必得”。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的一位老干陈太有建议：如能在书的首页有一个插图作标志，后页有个大事记，可能会让读者看书后加深印象……如果能在再版中补上，定会更完美……他还希望作者能将他要买的书邮寄去，“请您能在书的封面背页上签个名，以作留念”。读者的殷殷期盼之情，跃然纸上。

还有江苏南通、湖北黄冈等地的多位读者出于爱书之心，分别就书中个别细节或排印差错“吹毛求疵”，期望尽善尽美。让石永言印象很深的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教授指出，《遵义会议纪实》中国民党军官坐吉普车属误，因为国内有吉普车是在1945年之后。为答谢老教授，石永言邮寄给他一本签名书。

随着《遵义会议纪实》的“出名”，话剧界、电影界、电视剧行业，甚至部队的文艺单位，都纷纷有人找上门来，要和田兴咏谈合作，让他一时应接不暇。但是，田兴咏对此非常审慎。之后，海南影视公司也曾找上门来，希望能将《遵义会议纪实》拍成电视片，此事很快让贵州省有关领导知道并出面阻拦，指示 “自己的剧本我们自己拍”。于是，这件事促成了贵州省投资300多万元，拍摄了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1997年，《遵义会议》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成为贵州省继《黄齐生与王若飞》后，获此殊荣的第二部电视剧。

之后，田兴咏的长征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由中央党校出版的《命运》、《危亡》、《曙光》，这三本书共 90多万字，被称为长征三部曲。

田兴咏说，他原本没有全景描写长征过程的计划，写完第二部《危亡》后便准备搁笔，“但重庆有位读者屡屡来信，希望我能够继续写下去，”于是便有了第三部《曙光》。在《曙光》的后记里，田兴咏这样表示了对重庆读者的感谢：“我是奉读者之命，才写完《长征三部曲》的。”

退休前，田兴咏一直在纪念馆从事长征文化研究工作，退休后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搞文学创作。1998年退休后至今，他已先后出版了《战争绝唱》、《贺子珍与毛泽东》、《遵义红军一条街》、《转折之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站起》等多部有关红军长征经过遵义的书籍，这些书对长征文化的继承、发扬、宣传，以及对遵义旅游文化强市战略的推进，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田兴咏说：“红军长征在遵义期间，老百姓和红军之间的感人故事很多很多，我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故事采写出来，出书留给后人，把长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才使这位74岁的老人，如今仍在长征文学创作的园地中孜孜不倦、勤耕不辍。

田兴咏说，“把家乡遵义的长征历史，通过出书宣传，我责无旁贷。”